1945年3月，蒋介石正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收到了一封告状信，有人检举孔祥熙贪污了26亿4700万法币，蒋介石看后笑了笑。 从1912年到1949年，尽管孙中山推崇的是“亚洲第一民主共和”理念，但政府内部却浸透了严重的腐败问题，甚至相较清朝时代的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孙中山先生深感失望，曾经目睹连续不断的腐败现象后愤然批评，“那些公仆们，把中国搞得不成样子。”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人，虽然一度尝试通过严厉的反腐措施来提升行政效率并维护政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效果。然而，这些措施未能根本遏制腐败现象的发展，相反，腐败问题似乎日益严重。 到了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公开批评民国政府，他指出政府内部贪赃受贿和残酷镇压的政策已导致政府四分五裂。 同时，历史学家吴相湘在其著作《孙逸仙先生传》中也有所指涉，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僚腐败情况，比起北洋政府时期更为严重。 民间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态度极为批评和讽刺，当时流传着一些歌谣，内容涵盖了从不负责任到忽视三民主义等各方面的批评，如“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万民唾骂不冤。” 在蒋介石的反腐败运动中，孔祥熙案成为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展示了尽管有强烈的反腐决心，但内部结构和机制的问题使得反腐败成果有限，甚至呈现出“越反越腐”的状况。 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决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号召国民用国币购买，并承诺战后以美元偿还。 然而，通货膨胀迅速推高了美券的市场价值，仅一年时间，其价格便飙升超过十倍。 面对这种局势，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于1943年向蒋介石建议停止美券的销售。 尽管孔祥熙的提议出于对经济形势的考量，但复杂的局势下，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了利益的机会。 他于1944年1月通过债券科科长熊国清草拟一份签呈，建议按官价——即原始价格20元——购买剩余的五千万余额美券，其市场价格已经高达近300元。 这一操作，理论上为国库局及其相关人员提供了极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则是一种损公肥私的行为。孔祥熙对此签呈批准，并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明显与吕咸形成了一种利益共谋。 1944年2月，作为回报，吕咸将价值350万元的美金公债券转给孔祥熙，折合国币近千万元。 1945年春，国库局内几名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的国民政府秘密报告这一美金公债的舞弊案。蒋介石得悉此事后立即下令调查。 调查过程中，蒋介石发现孔祥熙涉嫌严重，于是深感“苦痛极矣”，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孔祥熙，身处国民政府高层，不仅因其政治地位显赫，还因其家庭背景引人注目。他的妻子宋霭龄，是著名的宋家三姐妹中的大姐，而她的妹妹宋美龄则是蒋介石的夫人。 这样的家庭关系使得孔祥熙与蒋介石成为了连襟，两人关系错综复杂。 1945年7月13日，面对孔祥熙涉嫌的舞弊案件，蒋介石感到十分棘手。为了处理这一家族内的敏感问题，他召见孔祥熙，向他展示了调查过程中搜集到的各种证据，并提醒他要“好自为之”。 这是蒋介石在保护孔祥熙的同时，也期望他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孔祥熙的否认让蒋介石深感失望，迫使他不得不更严厉地表明立场。 蒋介石的失望情绪在当晚的日记中得到了表达，他写道：“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显然，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行为感到极大的不满和愤怒。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选择了采取缓和的措施。1945年7月24日，他允许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表面上看是一个辞职，实则是蒋介石试图将事件低调处理，以免家族和政治上的更大冲突。 此后，他还指示孔祥熙处理涉案的国库局局长吕咸等人。 8月17日的会议中，蒋介石与司法部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和陈其采讨论了案件的后续处理。 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不为人知，但从后来陈、俞二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察觉到蒋介石处理此案的意图，提出了一些轻描淡写的评论。 最终，这场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舞弊案件就此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未有进一步的严厉处理。 参考资料：丁天顺 许冰编著. 山西近现代人物辞典[M].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