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文强就任军统北方区区长，总部设在西安，期间和胡宗南有过较多接触。文强对胡宗南的评价是：这个人倒不坏，就是没有才干。 1941年，随着太行山的战略地位愈发显现，国民党军统开始深入该地区的操作。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会见了他的信任将领之一，国军少将文强。 在会议中，蒋介石强调了太行山对于维持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存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条山失陷和珍珠港事件之后，太行山成为了国民党在华北唯一可以依赖的根据地。 他指出，只有确保太行山不落入日军和共产党手中，国民党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同年年底，文强被军统首领戴笠派遣至太行山，担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的秘密身份，同时公开身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 他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有向日军投降倾向的国军司令，并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以牵制日军和八路军的活动。 戴笠作为军统的领导，其政治行动通常与蒋介石的指示紧密相关。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戴笠在反共方面表现激进，但他对于抗日的立场却非常明确。他曾在国民党内部会议中强调必须坚决抗战，这一立场后来成为了军统抗战的核心思想。 西北区军统高级特务宋良也参与了对太行山的军事行动。他曾随卫立煌部队增援山西，亲历了第二战区为坚守原平而进行的激战。尽管原平守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但最终在大量的牺牲后城市被攻破。 在战前夕，文强已经通过情报分析预见到日军可能会对珍珠港发动攻击，并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警告美国，但未获重视。 文强的一生经历了多次重大转折，他最初在黄埔军校时期与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并加入了中共。然而，在多次内外挑战后，他转而加入国民党，最终成为军统的重要人物。 1941年，文强赴洛阳，住进洛都饭店，并于次日携带戴笠的信前往长官部见蒋鼎文。蒋鼎文审阅信件后将其展示给文强。 信中表明，文强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前往太行山进行敌后工作，并确保与敌后作战部队的联系。 蒋鼎文详述了太行山的当前情况：该地区遭遇严重干旱，日本人趁机扫荡，胡宗南的部队几近溃败。他指出，孙殿英与庞炳勋的部队虽然不规范，却比主力部队表现更为坚韧。 孙与庞的部队内部复杂。艾经武接替俞庸担任游击纵队司令，却未能抵抗住日军的扫荡而投降。蒋鼎文表达了对此情况的失望，认为太行山若不进行整顿，将面临被日本人控制的风险。 文强被机要秘书周心万介绍给军事和政治高层，包括参谋长董英斌和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荫梧。 在一次漆黑的夜晚，饶石夫部队协助文强穿越黄河和日军的三道封锁线，安全进入太行山。 1942年，尽管经过半年的整顿，太行山根据地在日军的夏季扫荡中仍然混乱不堪。胡宗南将27军军长范汉杰调回西安，由刘进接任军长，李蓬仙任副军长，并调动胡长青的第45师和陈孝强的预备第8师集结于太行山。 文强首先到访27军根据地陵川，与刘进会晤，了解到局势复杂：国军严防八路军，庞炳勋和孙殿英的部队与中央嫡系的27军关系紧张，各自为阵。 文强了解后，与刘进商定电台密码，并前往孙殿英与庞炳勋的驻地，检查军统特务的潜伏情况并安排新任务。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43年4月，日军再次“扫荡”太行山，孙殿英部迅速投降日军，太行山落入日军手中。 文强带领少数军统特务突围成功，返回洛阳。戴笠随后将文强调任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不久后又改派他为河南的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并要求他立即上任。 到了1944年4月，日军试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文强指挥的训练班成员负责破坏撤退路线上的桥梁并在主要路段埋设地雷，成功阻挡了日军的进攻。 因表现出色，1945年春，戴笠将文强提拔为军统北方区区长，负责多个省份的军统工作，期间策反华北、东北的汉奸部队近百万人起义，因此被晋升为中将，成为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中将。 文强离任后，谷正文接替其职，继续负责军统华北地区的工作。谷正文原为中共特工，后被“招安”，深知太行山上的中共情报结构，被戴笠选中接替文强，继续领导太行的抗日和防共工作。 他在台湾的表现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成功策反了从太行山潜入台湾的中共高级特工，导致1800多名中共特工及同情者被捕，几乎摧毁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39辑[M].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