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就美国反华提案进行表决，表决前一刻中国收到消息，一非洲国家变卦，将由支持中国改为弃权。情况紧急！吴建民当即找到该国大使，将他叫出会场，只说了两句话就搞定。 1996年，吴建民亲自拜访了一个非洲国家的大使。在外交习惯中，一个大国大使主动访问小国大使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位非洲大使对吴建民的到访感到非常意外和荣幸。 在会谈中，非洲大使对中国如此重视人权委员会的决议表示不解，他认为联合国每年通过的众多决议最终都被人遗忘，质疑中国为何要投入巨大精力去反对反华提案。 吴建民意识到，仅仅请求支持是不够的，必须解决非洲大使的疑惑，以获得其真正的支持。 于是吴建民深入解释，指出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他将非洲人民的独立解放与中国的革命进行类比，说明两者均是为了人权的斗争。 他还提到西方国家在殖民非洲期间所犯下的包括贩卖黑奴在内的种种暴行，强调这些行为如何践踏了人权。 吴建民进一步指出，尽管西方国家在过去从未提及人权，但今天却以人权的名义来对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并非出于真正的关心。他阐述这只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操控工具，用来打压不服从的国家。 他强调，中国在这一系列对抗中扮演了发展中国家的坚实后盾，一旦中国屈服，西方就可能对任何国家为所欲为。 非洲大使被吴建民的话深深触动，最终理解了中国的立场，并对中国的坚持表示赞同。 然而，在投票当天的早晨，吴建民接到消息，该非洲国家因内部压力可能弃权。 为了确认情况，吴建民紧急将该非洲大使从会场中叫出，直接询问他是否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并表示理解其面临的困难。 非洲大使坦承受到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对此，吴建民表达了理解，并建议大使若压力太大，可以不在会上发言，只需在投票中支持中国即可。 令吴建民意外的是，非洲大使坚定地回应，保证一切如初计划进行。最终，在表决过程中，该非洲大使不仅坚持了投票支持中国，而且还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中国。 当提案被成功击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使前来与吴建民握手祝贺。当那位非洲大使来到前面时，吴建民激动地拥抱了他，并表达了深深的感谢。非洲大使回应说，支持中国就是支持他们自己，这句话体现了他对这次支持的深远意义。 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持续压力。特别是在人权议题上，美国及其盟友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平台。从1990年起，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开始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对中国提出反华议案，意图利用人权议题孤立中国。 此外，1995年的第51届人权会上，美国特别助理和助理国务卿沙托克亲自到场，指挥施压行动，表明了西方在人权议题上对中国的高度重视。当时，西方国家通过直接威胁停止援助等手段，迫使一些原本支持中国的国家改变立场。 这场人权会议的投票过程中，由于双方票数相等，导致中国初次防线被突破。紧接着的第二天，即将进行的是对西方国家反华提案的表决，形势紧迫。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的外交行动也非常直接，例如我国驻科特迪瓦大使深夜拜访科特迪瓦外长，通过理性与感情的双重劝说，最终说服科方支持中国。 这次投票结果以极为微弱的优势——20票支持，21票反对、12票弃权——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 虽然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如果被通过也不至于对中国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但每一次的胜利都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正义的决心。 在外交战线上，人权会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在中央领导的指导下，考虑到北方国家强硬而南方国家则较为守势的全球政治形势，我们制定了一套既具针对性又具操作性的战略和战术。 这包括多边外交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真理，二是争取多数支持。 其中，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大使们，如范国祥、金永健、吴建民和沙祖康，都表现出色，他们的辛劳和贡献将被记入共和国的外交史册。在众多会议中，这些大使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立场。 例如，吴建民大使在一次重要发言中指出，自1922年以来，人权会通过的58项国别人权决议几乎全部针对发展中国家，少数发达国家利用人权会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真正的目的是强权政治而非保护人权。 沙祖康大使更是直接提到了鸦片战争和香港的历史，质疑英国在没有举行任何选举的情况下占领香港多年，如何有资格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在外交场合中极为罕见。 2004年，在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议上，中国再次成功挫败了美国的反华提案。沙祖康曾强烈批评美国自居“人权卫士”，却对自身的人权记录避而不谈，甚至在公开场合表明如果美国提出反华提案，他将坚决反击。 参考资料：柴剑虹著. 剑虹韵语[M].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