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五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勇上将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 1955年，杨得志、杨成武和杨勇三位将领因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卓越贡献，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三位将领，通常被合称为“三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年里，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担任重要职务。 特别是杨得志，他担任了超过七年的总参谋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参谋长。而杨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曾全面主持总参工作，一度被视为总参谋部的实际负责人。 杨勇的军事生涯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积极参与，并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曾担任红一师和红四师的政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勇历任多个重要军职，包括八路军第115师的团长兼政治委员、旅长兼政治委员，以及鲁西军区司令员等，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杨勇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他曾任晋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并指挥了包括平汉、邯郸等多个重要战役。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他领导的部队与兄弟部队合作，全歼敌军12万余人，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1949年初，杨勇任五兵团司令员，领导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并进军大西南，参与解放贵州、成都等地。 1953年，杨勇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以及志愿军司令员等职，他指挥的金城战役取得了显著胜利。 1958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历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 1972年，杨勇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赴新疆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积极稳定新疆局势。1976年，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杨勇保持了新疆军区的稳定。 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名单，杨勇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 随后在9月，应邓小平的建议，杨勇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及总参党委第三书记，协助邓小平，当时兼任总参谋长及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 1978年4月20日，杨勇与总参党委遵循邓小平与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指示，组织并领导“三查三整”工作，即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和整顿“软、散、懒”、官僚主义、文风等问题，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杨勇和韦国清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在总参谋部任职期间，杨勇的角色和地位在军内是公认的，但在对外交往中却有时出现一些误解。 例如，1978年6月，杨勇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时，由于外界对他的职务认识不清，导致铁托总统未能会见他。当时虽然邓小平名义上担任总参谋长，但实际上杨勇负责日常工作。 南斯拉夫的军队总参谋长后来访问中国，并被邓小平接见，期间他向杨勇表示了对杨勇真实地位的理解和之前接待规格不足的歉意。 1979年6月，中央军委对军队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由于邓小平身兼多职，中央决定让他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开始考虑总参谋长的接替人选。经过数月的谋划，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取得了显著进展。 同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耿飚主持，会议成员包括耿飚、韦国清、杨勇等八人，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 据《洪学智回忆录》，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是按照邓小平等军委领导的设想精心挑选的，包括三总部的主要领导和军委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 根据《张震回忆录》，1979年11月，军委领导与张震讨论了邓小平将不再兼任总参谋长的决定，提到由杨勇接任总长的可能。 尽管杨勇主要是一名指挥员，对参谋业务不太熟悉，但基于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考虑让他担任总参谋长，并由张震作为第一副总长协助他。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勇在总参谋部推动的“三查三整”活动中坚持原则，结果触怒了一些人。这引发了一系列流言和匿名信件，导致军委对总参谋长人选重新进行了考虑。 198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增补了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杨勇、王平等为中央军委常委。尽管杨勇名列其中，但杨得志，昆明军区司令员，显然成了总参谋长的最终人选，而其他人则没有改变原有的职务。 2月20日，总参谋部举行了部局正职以上领导干部大会。杨勇在会上发言，对杨得志的任命表示欢迎，并称赞其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优点。 杨得志正式上任后，总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杨勇继续协助杨得志负责全盘工作，并与王尚荣、伍修权一起主管作战工作。这是杨勇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第三次担任“老杨哥”（杨得志）的副手。 1983年1月6日杨勇因病逝世，享年70岁。 参考资料：《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 海河志 大事记[M].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