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统治时期，存在着一些非常明显的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官员数量过多。想象一下，当时的京官数量已经膨胀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那么，膨胀到什么程度呢？有人，不是王安石，而是他的前辈，勇敢地站出来，想要改变这一切。

这就是发生在仁宗朝中叶的一场重要改革运动——庆历新政。这场改革的主角，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讲述中提及，他就是范仲淹。他不仅在应对西夏的战争中表现出色，稳定了西北前线，而且在1043年，随着宋夏议和的完成，他的声望达到了巅峰。这一年，他被召回京师，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地位显赫。

范仲淹怀揣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恶而恶”的信念回到开封，他想要对整个北宋的官僚集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呈上了一份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的奏疏，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的冗官问题。虽然他也提到了其他一些改革，如修武备、开垦荒地、改革税制、公平徭役等，但这些都没有像裁减冗官那样具体和紧迫。

让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在宋太宗的时代，北宋刚刚统一时，京官总数是四万多人。而到了宋仁宗时期，也就是范仲淹改革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超过二十六万。要知道，当时的开封加上流动人口也只有两百多万人，却有二十六万的公务员。可以想象，当时北宋朝廷的主要开销都用在了养军和养官上，冗官和冗兵问题变得极为严重。

因为国家需要打仗，士兵不能随意裁减，所以改革首先从裁减官员开始。这场针对文官集团的改革，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庆历新政。它可以说是一次士夫人的自清运动，旨在提升政府效率，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范仲淹提出的几项原则，犹如明灯照亮北宋的官场。首先，他力主明黜陟，为文官的升迁划定了清晰的路径。三年一考核，无论你出身何处，只要表现优异，便可步步高升；反之，若表现不佳，则面临贬官甚至罢免的风险。这一改革犹如铁面无私的判官，让官场风气焕然一新。

其次，范仲淹坚决反对当时的恩荫制度，主张废除特权，实行公平竞争。他提倡京贡举，要求地方官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实习，才能走上更高一级的岗位。这一举措如同砺剑石，磨砺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公务员。

此外，范仲淹还主张慎重选拔地方长官，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他建议由中枢省和枢密院推荐人选，再由皇帝亲自选拔。这一制度如同烽火台，确保了国家权力的稳固。

最后，范仲淹提出了均公田的政策。他认为，职田的收入应当与官员的考核挂钩，表现不佳者应当收回公田，以此作为惩罚。这一政策犹如严冬中的寒风，让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无所遁形。

但是范仲淹的改革很快受到了朝中一些资历更老的官员的强烈反对。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位，一位是吕夷简，他在真宗到仁宗时期一直担任宰相，声名显赫；另一位是夏竦，他曾是范仲淹的上司，在陕西作战时与范仲淹共事过。

吕夷简认为他对范仲淹有恩，因为是他推荐范仲淹去陕北的。然而，范仲淹的改革却威胁到吕夷简家族在官场上的利益，因为吕家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家族中的许多人都当上了尚书以上的高官。因此，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改革非常不满，认为他在结党营私，制造朝中的矛盾。

夏竦也对范仲淹的改革持反对态度。他甚至联合其他朝臣，在宋仁宗面前控告范仲淹制造朋党，甚至有阴谋勾结外敌背叛朝廷。这些指控在古代被认为是很大的罪名。不过，还好宋仁宗并不笨，他对此心知肚明。当宋仁宗发现整个官僚集团都在激烈反对范仲淹的改革时，他就暗示范仲淹罢手。因此，范仲淹自请离任，庆历新政只持续了一年四个月就结束了。

各位可以从中看出，北宋时期士大夫集团的力量非常强大。南宋的很多官员，诸如狄青、王安石柳宗元，他们的下场与范仲淹相似，从中央贬到地方。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当时的情况：纵怒难犯。改革非常困难，需要谨慎处理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

裁官难，裁军就更难了在范仲淹的改革，他并未触及裁军这一敏感领域。我们不妨以数字为证：在澶渊之盟时期，黄河南北驻扎的禁军人数约为57万，这个数字已经颇为可观。然而，到了宋仁宗时期，这一数字竟然飙升至近200万，其中多为厢兵。这样的军队规模，足以令人咋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的财政状况日益紧张，捉襟见肘。

尽管历次改革都未能完全成功，但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止。宋英宗即位后，尽管在位时间仅四年，却为后来的改革埋下了伏笔。紧接着，宋神宗继位，他启用了一位年轻有为、道德声望与范仲淹相当的官僚——王安石。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成为北宋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场变革中，士大夫集团的自觉意识显得尤为强烈。他们深知国家的兴亡与己息息相关，肩负着沉重的责任。然而，改革必然伴随着集团内部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时期的斗争与唐代牛李党争或明朝东林党争相比，显得较为温和。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君子之争”，斗智不斗气，斗气不斗力，斗力不斗身。这种点到为止的斗争方式，成为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

回顾这个时代，我们不难发现，北宋虽然有问题，但他依然是一个富庶繁荣的时期。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正是这一时代的缩影。而在宋仁宗的鼎盛时期，宋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庶与繁盛。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帝国并未被压垮。这背后，无疑是宋朝那一套完整而高效的官僚管理体系和官员品德素质的支撑。

总结起来，北宋时期虽然面临着冗官冗兵等诸多问题，但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士大夫集团展现出了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他们通过温和而坚定的改革，努力挽救国家的命运。尽管斗争不可避免，但北宋的斗争方式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点到为止”的智慧。在这个富庶繁荣的时代，宋朝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

比如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在宋仁宗朝中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虽然官运不是很好，但也有许多故事流传下来。比如苏东坡，他是三苏之一，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在宋仁宗朝中活跃。

他们之间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苏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他在考试时写了一篇批评宋仁宗的文章，但因为他在考试科目中表现优异，宋仁宗并没有惩罚他，反而给了他第四等的成绩，这是对死者的奖励。因此，苏策后来的官运非常好，一路做到了副宰相的职位。当然，他中间也有一些被贬的经历，但总的来说，他的官运还算不错。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宋朝的时代精神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民间的富庶和清明上河图等文化成就，都是宋朝繁荣的象征。

现在，让我们来评价一下宋仁宗。虽然有人骂他，比如明末清初三先生王船山在他的名著《宋论》中提到，宋仁宗在亲政之初没有决断力，但对于人才的升降和国政的改革没有贯彻始终。

他认为，这些官员因为各种原因，有的因为表现不好，有的因为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会被贬到地方去，有的时候又回来，有的时候升官，有的时候贬官，浮浮沉沉。所以，他认为宋仁宗没有决断力，对于庆历新政的改革失败，他持相当冷漠的态度。虽然后世对范仲淹的称赞很高，但他在和稀泥方面做得不够好，没有决断之勇气。

著名的元朝宰相脱脱，他的汉学素养非常高，能写诗能写文，史学也非常发达，他一个人就写了三部史，宋、金、辽史都由他所写。在《宋史》中，他对仁宗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天性就是非常仁恕。这是非常好的评价。而且，脱脱还提到了一些关于仁宗的故事，比如说他有一次晚上饿了，想吃烧羊，但是又怕厨师过量准备，每天杀一只羊，造成浪费，于是就忍住了。这说明仁宗非常节俭，关心民生。而且，他还下令将所有死刑案件上报给他，每年都能赦免一千多人，这也说明他非常仁慈。

总之，脱脱认为，虽然仁宗朝也有一些贪官污吏和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总的来讲，仁宗朝能够用一些正直的人，把整个朝廷的风气匡正。虽然也有一些不好之处，但整个朝廷的风气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蒙古人对宋朝的评价很高，认为宋朝是一个非常正直、仁慈、节俭的朝代。

在仁宗朝，有两个字非常关键，那就是“得志”。从皇帝开始，到下面的官僚士大夫，大部分人都能够节制自己的权力，为老百姓和朝廷做很多事情。因此，当时整个朝廷的风气基本上还是很好的，以善类当家，倡导善类之气。

虽然无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基本上可以让朝廷继续运作下去。《左传》中有一句话说：“为人君，止于仁。”这句话用来形容宋仁宗非常合适。仁这个谥号来自于他作为君王最重要的德行——仁。什么是仁？就是能够上下协调良好，对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永远抱持着一颗仁慈之心，体谅老百姓的不易。所以，他认为仁字用在宋仁宗身上绝对没有问题。

从传统儒家的观点来看，宋仁宗几乎是完美的君主。他克制自己的权力，愿意分享权力给官僚士大夫群体，并且时时刻刻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不愿意给老百姓造成太大的负担。这完全符合儒家的德治传统。

因此，这样的君主除了能够治理好国内事务之外，其本身的品性、道德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传统的儒家政治理想可行与否，宋仁宗给出了一个答案，即看这个皇帝是否愿意把事情做到底。脱脱在这边也有一个肯定，认为宋朝三百年的基业归功于仁宗。此外，他还认为宋仁宗对子孙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子孙如果能够遵循他的行为，那么仁宗就为他们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