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然而很少有人记得，这一年的12月21日也是斯大林的70岁寿辰。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从各个方面来说，都需要尽快和苏联进行交流，稳定与这个北方邻居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毛主席决定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在为斯大林祝寿的同时，交换中苏双方关于时局和未来的一些意见，并商讨签订关于双方合作发展的一些条约、协议等。

只不过这时候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已经基本被赶出大陆，但是其遗留的一些特务和破坏分子还依然在潜伏在当时毛主席前往苏联所经过的很多地方，在这样的前提下，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出访苏联，无疑是一件重要又危险的出行。

那么毛主席的这次苏联之行，又有哪些成就和秘闻呢？

1949年12月6日，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城市都在一片银装素裹之中。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天上午8点钟，毛主席乘坐代号为“9002”的专列，缓缓从西直门火车站驶出北京，开始他率领新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之行。

这辆代号为“9002”的专列，原本是美国人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但是在蒋介石收到之前，它就被解放军战士缴获，经过一番改装修整之后，被当做毛主席访问苏联的专列使用。

出于毛主席访苏的安全考虑，这趟专列的发车时间是绝密，连毛主席上车时也没有通知太多人前来送行。

毛主席访苏不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更是关系新中国前途的重中之重！

为了保证毛主席此行的安全，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到了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向他们阐述了毛主席此行苏联的重大意义，以及在安保方面可能面临的种种危险和问题。

周总理告诉他们，帝国主义暗杀共产党领袖的恩行，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屡次发生，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球一都曾被刺杀过。而且根据周总理所得到的情报，毛主席即将访苏一事，已经被潜伏在我党内部的敌特知晓，并且报告给了已经败退到台湾省的保密局。

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寻找一切可乘之机，进行暗杀恐怖活动。

罗瑞卿将军在听了周总理的话之后，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即表示一定全力以赴，为毛主席的安全访苏扫清障碍。

在12月6日“9002”专列驶出北京之前，罗瑞卿和杨奇清两位将军，已经指示当时的公安部队，对毛主席访苏路线附近的土匪流寇进行了强有力的清剿工作，尤其是毛主席此行必经之路，东三省地区的铁路沿线，更是丝毫不敢大意。

由于当时的东三省地区大多数地方，都是新的解放区，土地革命和镇反工作都还没有进行，甚至连很多内部人员都是接收而来，他们的为人和品格都还有待观察。所以即使是内部人员，其可靠性也很值得怀疑。

为了防止因为内部人员的问题出现突发事件，罗瑞卿和杨奇清对铁路沿线的警卫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调整，所有能够参加护卫毛主席访苏的部队成员，都是政治坚强可靠，出身光明清晰的战士。而且他们还对铁路沿线的基层干部们，提前进行了摸底工作，排除了一切可疑人员。

在“9002”专列出发之前，罗瑞卿亲自带工兵部队对整车进行了细致的排爆工作，排爆完成之后，就下令封锁了专列，派人24小时守护车厢，任何人员没有特别通行证，均不得进入或靠近专列。

当接到专列出发的指令之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担任毛主席的随车警卫工作，而副部长杨奇清则带领公安部队纵队司令员吴烈，一起在前方的压道车上护送专列。

毛主席乘坐的“9002”专列一共有三节，第一节是车头，里面有司机和警卫人员，第二节是毛主席和代表团乘坐的车厢，而第三节则是备用车。

当时除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为了毛主席访苏之行忙碌之外，铁道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铁道部的同志，一样感到压力很大。自专列驶出北京开始，每过一站他们都要细心的下车检查，并且同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并预先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1949年12月6日下午5点钟左右，“9002”专列抵达山海关站，即将进入东北地区。

由于当时山海关也刚下过一场大雪，车窗外看上去一片银白，毛主席下车休息的时候，看着山海关上“天下第一关”几个大字，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天下第一关何等雄伟，历史上的秦皇汉武、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

毛主席在下车休息的时候，先是慰问了负责警卫的公安战士，随后便欣赏着眼前的大好河山，行走时偶尔也会陷入深深地沉思。

跟随在一旁的铁道部长滕代远看着毛主席的样子，想到为了保证毛主席此行的安全，专列这一路的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制，因此不由有些焦急，不停地抬手表看时间。

一旁沉思的毛主席注意到了滕代远的动作，便问滕代远说：“是不是时间到了？”

滕代远回答说：“我们已经下车20分钟了，是不是该走了？”

毛主席深吸了一口烟，扔掉烟蒂风趣地回答说：“你是保护大臣，这一次，一切都都听你的嘛。”

1949年12月上午9时，毛主席乘坐的“9002”专列顺利抵达满洲里，当时满洲里火车站内，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赤塔州苏维埃主席和外贝加尔军区负责人等，都在等待欢迎毛主席访问苏联。

过了满洲里之后，即将进入苏联境内，随行的我方安保人员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来了。

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乘坐专列顺利抵达莫斯科北站。

由于毛主席在旅途中偶感风寒，身体不适，特意通知苏联方面取消了盛大的欢迎活动，只是简单欢迎和寒暄之后，毛主席便住进了斯大林的第二别墅，并在当天晚上就与斯大林进行了会晤。

12月21日斯大林寿辰时，毛主席代表新中国向斯大林致了贺词，引发了全场各国代表的轰动，而斯大林本人也马上热情地和他握手。

毛主席的成功致辞，也为《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商讨签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的政府代表团，开始与苏联对《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细节条款进行磋商，并于2月14日完成了条约的签订。

而在此期间败退到台湾省的蒋介石，听到毛主席顺利访苏的消息后则气急败坏，因为毛主席访苏的成功，不但稳固了新中国的根基，同时也标志着先前他之前和斯大林签订的条约，完全没有约束力了。

暴怒的蒋介石找来保密局的负责人毛人凤，要求他派出最精锐的特务，重申要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毛主席。

而毛人凤为了暗害毛主席，也确实称得上是“不惜血本”。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显示，当时毛人凤为了暗害毛主席设定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派出特务控制毛主席专列铁路沿线上的制高点，从两翼向毛主席的专列发动突然袭击。

毛人凤这一套方案算盘虽然打的很好，但是以罗瑞卿部长为首的公安部队，从一开始就对铁路沿线的敌特匪徒进行了清剿，一路上始终十分重视铁路沿线的安保工作，所以毛人凤的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成了空想。

第二个方案是破坏东三省的铁路重要部位，伺机暗害毛主席。

然而当时我们的公安部队和铁路系统，在毛主席访苏之前，就开始严防死守，始终对敌特分子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所以毛人凤这个方案也没有得逞的机会。

第三个方案是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趁毛主席的专列经过时暗害毛主席。

尽管蒋介石对毛人凤提出的这些“疯狂大胆”的方案大感兴奋，但是在公安部门和铁路系统的严防死守之下，毛人凤的这三个方案最终全都以失败告终。

然而毛主席的专列在回程的路上，还是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情。

原来毛主席的专列行经各地的时间虽然高度保密，连地方负责安保的工作人员也不清楚专列经过具体时间，可即使是这样，专列还是有一些必经之地要走。

于1903年建成的大兴安岭隧道，就是这样一处要地。

当时的大兴安岭隧道不但是通往苏联的唯一火车通道，同时长达3000多米的隧道出入口一旦发生垮塌，专列就很可能会被埋在隧道里。

蒋介石无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命令毛人凤不一切代价炸毁隧道，暗杀毛主席。

在毛主席的专列到达大兴安岭隧道前夕，负责安保工作的战士们，突然发现铁道上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战士们心知情况紧急，赶紧抽调人手去移开巨石。在战士们搬移石头的过程中，埋伏在铁路两旁的敌特人员见阴谋败露，突然开枪射击打伤搬移石头的战士。

好在守卫在附近的安保部队迅速反应了过来，立刻对埋伏的敌特武装人员发起了攻击。在一阵短暂而激烈的交火后，3名敌特人员被当场击毙，余者也只能仓皇溃逃。

负责安保的公安部队在击溃敌特之后，又赶紧对大兴安岭隧道附近的铁路进行排查，果然在铁路上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地雷等危险品。

蒋介石和毛人凤炸毁大兴安岭隧道，暗害毛主席的阴谋，就这样被击溃了。然而失败的他们并没有死心，反而更加疯狂的调派人手，想方设法地暗害毛主席。

他们又命令潜伏在长春的中统局特务于子洋，由他负责纠集成立了一个暗杀小组，密谋在毛主席的专列经过四平时，通过炸铁路、颠覆专列的方式实现暗杀毛主席的目标。

为此于子洋还拉拢了铁道部内部人员刘金鹏、苗延年等人，企图利用他们铁道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实施阴谋。

然而于子洋不知道是，他们的举动早已被公安部门侦知，在毛主席的专列到达之前，吉林公安部门通过严密布控，细致的侦查，将他们这伙居心叵测的敌特团伙一举抓获。

同时，在北京方面，自毛主席访苏之行的消息泄露之后，就一直在对潜伏在北京的敌特电台，进行着紧张有序的排查工作。

在毛主席的专列回京之前，毛人凤潜伏在北京的地下电台，也被公安机关一窝端了！

蒋介石和毛人凤谋害毛主席的计划不但全部破产，还让公安机关顺势揪出了大量潜伏的敌特人员，真可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出发的这次访苏行程，总共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多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努力之下，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其中“互助”两个字，是周恩来总理为了区分苏联1945年和国民党签订的旧条约，而特意加上的。

该条约自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中苏双方关系的恶化，开始变得名存实亡，到期之后，两国也没有再续。

当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得新中国能够获得了宝贵的恢复和发展时间，其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